第449章 高贵乡公下[2/2页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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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定会发生变故，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机会，去冒险碰运气呢！”蒋班、焦彝坚持劝说，文钦很生气。诸葛诞想杀了蒋班、焦彝，两人害怕，十一月，他们离开诸葛诞，翻墙出来投降。全怿哥哥的儿子全辉、全仪在建业，和家里人发生争执，就带着母亲和几十家部下前来投奔魏国。当时全怿和哥哥的儿子全靖以及全端的弟弟全翩、全缉都带兵在寿春城中，司马昭采用黄门侍郎钟会的计策，偷偷以全辉、全仪的名义写信，让他们的亲信带入城中告诉全怿等人，说“吴国人对你们没能救出寿春很生气，想杀光你们将领的家属，所以我们逃出来归附魏国”。十二月，全怿等人率领部下几千人打开城门出城投降，城中的人震惊恐惧，不知所措。朝廷下诏任命全怿为平东将军，封临湘侯；全端等人也都分别得到封拜。

    nbsp蜀汉的姜维听说魏国把关中的兵力调去淮南，想趁机攻打秦川，就率领几万人从骆谷出发，到达沈岭。当时长城储备的粮食很多，但守兵很少，征西将军、都督雍凉诸军事司马望和安西将军邓艾进军占据长城，抵御姜维。姜维在芒水扎营，多次挑战，司马望、邓艾都不应战。

    nbsp这时，姜维多次出兵，蜀国人为此感到愁苦。中散大夫谯周写了一篇《仇国论》来讽谏说：“有人问，古代能以弱胜强的，用的是什么方法？回答是：我听说，处于大国地位且没有忧患的，常常会懈怠；处于小国地位且有忧患意识的，常常会思考如何向善。懈怠就容易引发动乱，思考向善就能实现安定，这是常理。所以周文王修养百姓，以少胜多；勾践抚恤民众，以弱胜强，这就是他们的方法。有人又问：以前，项羽强大，刘邦弱小，他们相互交战，项羽和刘邦约定以鸿沟为界，各自回去让百姓休养生息，张良认为民心一旦安定，就难以再改变，于是率兵追击项羽，最终消灭了项羽。难道一定要像周文王那样行事吗？回答是：在商周交替之际，王侯地位尊贵，君臣关系长久稳固，百姓习惯了这种统治；根基深厚的难以拔除，占据稳固地位的难以迁移。在那个时候，即使是汉高祖，又怎能挥剑骑马轻易取得天下呢！等到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之后，百姓被秦朝的劳役搞得疲惫不堪，天下土崩瓦解，有时一年之内君主就会更换，有时一个月内长官就会变动，百姓像鸟兽一样惊恐，不知道该依从谁，于是豪强纷纷争斗，天下像虎狼撕裂瓜分一样，抢夺快的得到的多，迟缓的就会被吞并。如今我们和魏国都经历了朝代更替，既不是秦朝末年那种天下大乱的形势，实际上更像是六国并立的局面，所以我们可以效仿周文王，却很难像汉高祖那样。百姓一旦疲劳，就会出现社会动荡的征兆；在上位的人懈怠，在下位的人残暴，就会出现国家瓦解的形势。谚语说：‘射箭老想碰运气，多次失误，不如仔细瞄准再发射。所以明智的人不会因为小利益而转移视线，不会因为看似有利的形势就轻易改变行动，时机成熟才行动，形势合适才举事，所以商汤、周武王的军队不用多次战斗就能取胜，这确实是因为他们重视百姓的辛劳，能仔细审度时机。如果一味穷兵黩武，国家就会出现土崩瓦解的形势，一旦不幸遭遇变故，即使有智谋的人，也无计可施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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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nbsp【内核解读】

    nbsp甘露二年（公元nbsp257nbsp年），是三国末期政治风云激荡的关键一年。这一年里，魏、吴、蜀三国各自上演着惊心动魄的权力博弈与生存挣扎，历史的暗流在表面的平静下汹涌奔涌，为日后的天下归晋埋下了重重伏笔。

    nbsp东吴宫廷的权力更迭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。年轻的吴主孙亮在这一年开始亲政，这位少年君主以一系列精妙的操作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。面对权臣孙綝的专横，他先是通过对政务的频频诘问敲打权臣，又在nbsp“鼠矢辨奸”nbsp事件中展现出敏锐的洞察力nbsp——nbsp通过破开鼠矢观察干湿状态，轻松识破黄门的诬陷，既维护了宫廷秩序，又暗中树立了自己的权威。他精心培育少年军队，反复翻阅先帝旧事，每一个举动都在传递着收回权力的信号。然而，孙亮的崛起之路注定布满荆棘，孙綝的反扑与杀戮（如诛杀名将朱异）不仅没能挽救东吴的颓势，反而激化了内部矛盾，“吴人莫不怨之”nbsp的民怨积累，为日后东吴的覆灭埋下了隐患。

    nbsp曹魏的淮南大地则上演着军事集团与中央政权的激烈碰撞。征东大将军诸葛诞的叛乱，本质上是曹魏旧臣面对司马氏专权的绝地反击。在夏侯玄、邓飏等好友遇害，王凌、毋丘俭相继被诛的白色恐怖下，诸葛诞通过nbsp“倾帑藏振施”“曲赦有罪”nbsp等手段收买人心，豢养死士，最终以十万兵力据守寿春公开反抗。这场叛乱的背后，是曹魏政权内部新旧势力的殊死较量。司马昭展现出卓越的军事谋略，采纳贾充的建议主动逼反诸葛诞，以nbsp“早反祸小”nbsp的策略掌握平叛主动权；在战争中坚持nbsp“坚壁清野”nbsp的围困战术，同时妙用反间计动摇敌军军心，最终使寿春城内粮尽援绝，叛军内部瓦解。诸葛诞的失败，标志着曹魏旧臣反抗司马氏的最后努力归于失败，司马氏代魏的趋势已不可逆转。

    nbsp蜀汉的命运在这一年也显露出不祥的预兆。姜维继承诸葛亮的北伐遗志，趁魏军主力东调淮南之机出兵秦川，却遭遇司马望与邓艾的顽强抵抗。更具深意的是谯周所作的《仇国论》，这篇政论以历史教训警示蜀汉统治者：“极武黩征，土崩势生”。文中提出的nbsp“时可而后动，数合而后举”nbsp的观点，既是对姜维连年北伐耗尽国力的委婉批评，也预言了穷兵黩武终将导致的灾难性后果。此时的蜀汉，已陷入nbsp“民之疲劳，骚扰之兆生”nbsp的困境，谯周的警示如空谷足音，却未能改变蜀汉走向衰亡的宿命。

    nbsp纵观甘露二年的历史事件，各方势力的决策与挣扎都遵循着权力博弈的残酷逻辑：孙亮的智斗权臣展现了皇权与相权的永恒张力，诸葛诞的叛乱揭示了王朝更替前夜的血腥阵痛，姜维的北伐与谯周的谏言则折射出弱国在夹缝中的生存困境。这一年的历史告诉我们，在乱世之中，个人的智慧与勇气固然重要，但顺应时势、体恤民生的治国之道，才是王朝存续的根本。司马氏的崛起、诸葛诞的覆灭、东吴的内耗、蜀汉的疲敝，共同构成了三国时代落幕前的悲壮序曲，历史的车轮正朝着统一的方向缓缓驶去。

    喜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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