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56章 显宗成皇帝上之上[2/2页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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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。这可把建康的人吓坏了,朝廷赶紧下诏封司徒王导为大司马,还赐给他假黄钺,让他都督中外诸军事去抵御石聪,军队驻扎在江宁。苏峻派他的将领韩晃去攻击石聪,把石聪给打跑了,王导也就不用当大司马了。朝廷又有人提议挖涂塘来阻挡胡人的进攻,祖约一听就急了:“这是要抛弃我啊!”心里就更气了。
nbsp十二月,济岷太守刘闿等人把下邳内史夏侯嘉给杀了,带着下邳叛变,向后赵投降。石瞻在邾城攻打河南太守王瞻,把邾城给拿下了。彭城内史刘续又占据了兰陵石城,石瞻又把石城给攻下来了。
nbsp后赵王石勒任命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,让他负责评定人才等级,还开始设立秀才、孝廉考试经义的制度。
nbsp张竣害怕赵国的威胁,这一年,把陇西、南安的两千多家百姓迁到姑臧,又派人去和成汉交好,还写信劝成汉主李雄去掉帝号,向晋称臣。李雄回信说:“我是被士大夫们推举得太过了,其实我本来就不想当什么帝王,就想成为晋室的大功臣,帮着扫除那些乱臣贼子。可晋室越来越衰落,名声也不行了,我眼巴巴地往东看,等他们振作都等了好些年了。刚好收到你的信,这心情啊,没法说。”从这以后,双方的使者就来来往往不断。
nbsp【内核解读】
nbsp咸和元年(公元326年),是东晋与十六国时期权力格局剧烈变动的一年。这一年里,各方势力的决策与博弈如同多米诺骨牌,为后续的乱世埋下了重重伏笔,从帝王将相到普通军民,都被卷入权力的漩涡之中。
nbsp帝王权术与家族政治的交织
nbsp在十六国的后赵与前赵,帝王的决策深刻影响着国家走向。前赵主刘曜在皇后刘氏临终前,满足其“贵叔父、纳侄女”的遗愿,迅速提拔刘昶为核心重臣并立其女为后。这种任人唯亲的操作,看似是对妻子的承诺,实则是通过家族联姻巩固权力的政治手段。但过度依赖外戚的风险显而易见——权力根基会因血缘纽带的脆弱性而动摇,为朝堂派系斗争埋下隐患。
nbsp后赵主石勒的行事风格则更显“权术实用主义”。他深夜微服试探营卫,对严格执法的永昌门候王假破格提拔,对醉酒失仪的记室参军徐光严惩不贷,甚至牵连其家人。这种“赏罚分明”的铁腕统治,短期内能强化权威,但过度严苛的刑罚也暴露了专制统治的残酷性。而他听信程遐建议营建邺宫、让世子镇守并配置重兵,却引发功臣石虎的怨恨,这预示着后赵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平衡已被打破,宗室与功臣的矛盾逐渐激化。
nbsp东晋朝堂的派系倾轧与信任危机
nbsp东晋朝堂的权力斗争更为复杂。司徒王导“称疾不朝却私送郗鉴”的行为,被卞壸弹劾“亏法从私”,虽未获罪却凸显了门阀士族与朝廷礼法的冲突。卞壸作为“俭素廉絜、裁断切直”的清流代表,与崇尚“风流放达”的名士群体格格不入,他痛斥王澄、谢鲲等人“悖礼伤教”,直指西晋倾覆的根源,却因王导、庾亮阻挠而无法推行整治,反映出东晋初年“礼崩乐坏”的社会风气与政治生态的脆弱性。
nbsp庾亮的专权则成为引爆危机的关键。他以“谋反”罪名诛杀宗室南顿王司马宗,废黜西阳王司马羕,甚至瞒着幼帝擅自行事,当皇帝问起“白头公何在”时,一句“谋反伏诛”的冰冷回答,彻底暴露了外戚专权对皇权的侵蚀。更严重的是,他逼迫苏峻交出逃亡的卞阐,却遭苏峻“保匿不与”,这一事件成为双方决裂的导火索。庾亮的一系列操作,看似在强化中央权威,实则严重损害了朝廷公信力,“失远近之心”的后果逐渐显现。
nbsp地方势力的崛起与中央失控的隐患
nbsp地方实力派的异动是乱世的重要信号。豫州刺史祖约因未被列入顾命大臣、开府请求遭拒而心怀怨恨;历阳内史苏峻凭借“锐卒万人、器械甚精”的实力,日益骄纵,“招纳亡命,众力日多”,对朝廷渐生轻慢之心。当后赵石聪入侵时,朝廷对祖约的求救置之不理,反而依赖苏峻击退敌军,这种“重实力派轻忠臣”的决策,让地方势力看清了中央的虚弱,进一步助长了割据野心。
nbsp阮孚的预判“今江东创业尚浅,主幼时艰,庾亮年少,德信未孚,乱将作矣”,堪称精准的乱世预言。他以出任广州刺史的方式避祸,反映出有识之士对东晋政局的失望。而庾亮为防范苏峻、祖约而修石头城、遣温峤镇武昌的部署,非但没有起到震慑作用,反而激化了矛盾,使地方势力与中央的对立公开化。
nbsp民生与边患:乱世之下的生存困境
nbsp在权力斗争的背后,是普通百姓的苦难。后赵石生寇汝南、执内史祖济,石聪攻寿春、杀掠五千余人,战乱导致民生凋敝;东晋内部田防等人的叛乱虽被平定,但战乱对地方经济的破坏已无法避免。祖约在求援无果后怒斥朝廷“弃我也”,既包含个人怨恨,也反映出边疆军民在胡寇侵扰下的无助处境。
nbsp前赵黄秀寇酂、顺阳太守魏该奔襄阳,后赵石瞻连破河南、兰陵等地,北方政权的持续南侵与东晋的防御乏力,形成鲜明对比。而东晋朝廷内部还在为“作涂塘以遏胡寇”争论不休,暴露了偏安政权在国防战略上的短视与内耗。
nbsp结语:乱世伏笔的历史启示
nbsp咸和元年的诸多事件,看似孤立实则相互关联。前赵的外戚专权、后赵的功臣怨望、东晋的派系倾轧与地方割据,共同构成了十六国时期“权力碎片化”的典型特征。帝王的私心、大臣的党争、士族的放纵、地方的离心,最终将把整个社会推向更大的战乱——苏峻之乱的种子已在这一年埋下,而更大的分裂与动荡还在前方等待着这个苦难的时代。这段历史深刻揭示:当权力失去制衡、信任荡然无存、礼法沦为空谈时,再强大的政权也会在内部崩塌中走向衰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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