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53章 元皇帝上[2/2页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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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,等待进一步的指示。王基又给司马昭写了封信,说:“以前汉高祖听了郦食其的建议,打算封六国的后人,后来听了张良的计谋,赶紧把封印销毁了。我智谋短浅,确实比不上张良,但我也担心在襄阳这里会犯像郦食其那样的错误。”司马昭看了信,就下令撤兵,还写信回复王基说:“一般处理事情的时候,很多人都只会顺着我的意思,很少有人能像你这样实实在在地把道理说清楚。我真的很感激你的忠诚和爱护,每次看到你的提醒,我就按照你的意思办,现在已经把军队撤回了。”后来,邓由等人果然没有投降。胡烈是胡奋的弟弟。
nbsp秋天八月甲寅日,朝廷又下令给司马昭晋升爵位,像之前一样,司马昭还是不接受。
nbsp冬天十月,蜀汉皇帝任命董厥为辅国大将军,诸葛瞻为都护、卫将军,一起处理尚书事务,任命侍中樊建为尚书令。当时,中常侍黄皓掌握大权,董厥和诸葛瞻都没办法纠正他的行为,很多士大夫都去依附黄皓,只有樊建不跟黄皓来往。秘书令郤正长期在宫中任职,和黄皓住得很近,在一起共事了三十多年,他一直淡泊自守,以读书为乐。他既不被黄皓喜欢,也不被黄皓讨厌,所以官职一直不高,不过六百石,但也没遭什么灾祸。蜀汉皇帝的弟弟甘陵王刘永很讨厌黄皓,黄皓就在皇帝面前说他坏话,害得刘永十年都不能上朝拜见皇帝。吴国皇帝派五官中郎将薛珝到蜀汉访问,薛珝回来后,吴国皇帝问他蜀汉政治上有什么得失,薛珝回答说:“蜀汉的皇帝昏庸,不知道自己的过错,大臣们只求保住自己的官位,避免获罪。在朝堂上听不到直言进谏的声音,走在野外,看到老百姓都面黄肌瘦。我听说燕雀在堂上筑巢,母鸟和小鸟都自得其乐,以为这是最安全的地方,可一旦房子着火,栋梁被烧断,燕雀还浑然不觉大祸将至,说的大概就是蜀汉现在的情况吧!”薛珝是薛综的儿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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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bsp这一年,鲜卑索头部的首领拓跋力微,第一次派他的儿子沙漠汗到中原进贡,沙漠汗就留在中原做人质。拓跋力微的祖先一直住在北方的荒蛮之地,不和中原地区交往。到了可汗毛的时候,部落才开始强大起来,统治了三十六个国家,有九十九个大姓。又过了五代,到了可汗推寅,他带领部落南迁到大泽。再往后七代,到了可汗邻,可汗邻让他的七个兄弟和族人乙旃氏、车惃氏分别统领部众,形成了十个部族。可汗邻年老后,把首领的位置传给了儿子诘汾,让他继续南迁,于是就定居在匈奴原来的地方。诘汾去世后,拓跋力微继位,又把部落迁到定襄的盛乐,部众越来越多,其他部落都很敬畏,纷纷服从他。
nbsp【内核解读】
nbsp这段史料集中展现了三国末期魏、蜀、吴三国的政治动荡与权力博弈,其中既有皇室与权臣的激烈冲突,也有各国内部的治理危机,可从多维度解读其历史意义:
nbsp曹魏:皇权崩塌与权臣的“合法性困境”
nbsp高贵乡公曹髦与司马昭的对抗,是曹魏皇权彻底旁落的标志性事件。曹髦那句“司马昭之心,路人所知也”,道破了权臣专权的实质,但他以“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鼓噪而出”的冲动方式反抗,最终身死南阙,暴露了末代君主在绝对权力差距下的无力。
nbsp司马昭在弑君后的操作极具权谋色彩:
nbsp表面“大惊自投于地”,借太傅孚之口营造“哀痛”假象;
nbsp诛杀成济兄弟并夷族,以“替罪羊”平息舆论;
nbsp逼尚书陈泰认可“次策”,回避“斩贾充”的核心诉求,既保全核心亲信,又维持表面程序;
nbsp通过太后下诏废曹髦为庶人、另立常道乡公曹奂,将政变包装为“天命转移”。
nbsp但这种“弑君立君”的模式,彻底摧毁了曹魏的道德根基。司马昭虽多次“固让相国、晋公、九锡之命”,却难掩篡权本质,其后代晋武帝司马炎的“禅让”不过是完成这一过程的最后步骤。
nbsp蜀汉:衰亡前夜的政治溃烂
nbsp蜀汉的衰落在此段记载中呈现得尤为清晰:
nbsp后主刘禅昏庸,对黄皓专权“不知其过”,连亲弟弟刘永都因得罪黄皓而“十年不得朝见”;
nbsp重臣董厥、诸葛瞻“不能矫正”,士大夫多依附宦官,唯有樊建、郤正等少数人保持独立,朝堂已无直言进谏之风;
nbsp薛珝所见“入其朝不闻直言,经其野民皆菜色”,直击蜀汉后期民生凋敝、政治僵化的本质,“燕雀处堂”的比喻更是精准预言了其覆灭命运。
nbsp黄皓的专权并非孤立现象,而是刘禅昏聩、朝臣妥协共同作用的结果,这也印证了“亲贤臣,远小人”对蜀汉存亡的关键意义。
nbsp东吴:内部动荡与治理失当
nbsp东吴此时深陷权力内耗与决策失误:
nbsp废帝孙亮被诬陷“使巫祷祠有恶言”,最终自杀,卫送者被追责,可见皇权更迭后的残酷清算;
nbsp都尉严密建议修建浦里塘,濮阳兴不顾“群臣皆以为难”强行推进,导致“功费不可胜数,士卒多死亡,民大愁怨”,反映出权臣主导下的工程建设已沦为劳民伤财的弊政;
nbsp会稽郡“王亮当还为天子”的谣言,暗示民间对当前政权的不满,而统治者的应对方式仍是高压镇压。
nbsp从孙綝废孙亮到孙休即位后的清算,东吴的宗室内斗与政策失当不断消耗国力,与蜀汉形成“难兄难弟”的衰亡轨迹。
nbsp边地势力的崛起伏笔
nbsp鲜卑索头部拓跋力微“遣子入贡为质”的记载,看似与三国主线无关,实则埋下了后世历史的重要伏笔。拓跋部从“不交南夏”到主动与中原政权接触,标志着北方游牧民族开始介入中原政治格局,为西晋灭亡后“五胡乱华”及北魏崛起埋下了线索,展现了历史发展的多线性。
nbsp共性反思:权力结构与统治逻辑
nbsp三国末期的共性危机在于:
nbsp权力过度集中于权臣或宦官,正常政治机制失灵(如曹魏的司马昭、蜀汉的黄皓);
nbsp统治者缺乏长远眼光,或冲动冒进(曹髦),或昏庸无为(刘禅),或刚愎自用(濮阳兴);
nbsp基层民生被忽视,“民皆菜色”“士卒多死亡”成为常态,失去民心根基。
nbsp这段历史也揭示了封建王朝的周期性困境:当权力制衡失效、民心离散,无论曾经多么强盛的政权,都难逃衰亡命运。而薛珝“燕雀处堂”的感叹,不仅是对蜀汉的评判,更是对所有沉迷安逸、无视危机的统治阶层的警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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